金（蒙古）刻本，即金代北方地区的刻本。金刻本在版式、字体、纸张、装帧等方面都接近北宋监刻本，刻书活动以平阳府（今山西临汾地区）为中心，当地设有“经籍所”刻印经籍。现存金刻本中，出于官方、私家、书坊所刻者均有，如《萧闲老人明秀集注》等，其中以山西解州（今运城）刻印的佛藏《赵城大藏经》最为著名。1234年金亡，蒙古人建立元朝以前，元太宗八年（1236年），沿金遗制，仍在平阳设“经籍所”，主持刻印经史著作。现存蒙古平阳刻本，有《玄都宝藏》残卷、张存惠晦明轩刻《本草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。后人习惯称平阳府刻本为“平水本”。
元代北方刻书中心仍在山西平阳，继承金代、蒙古平水刻本的风格；南方则以浙江、福建地区刻书为多，书坊刻书集中于福建地区。元中央政府机关如兴文署、艺文监、国子监、太医院等均曾刻书，如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兴文署所刻《资治通鉴》便被称为元代官刻之最。现存元代官刻中有不少为地方儒学和书院所刻之书，如大德年间九路儒学合刻《九史》、杭州路儒学刻《大元一统志》等，均称精善。元代的私家刻书，今存岳氏荆溪家塾刻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平水曹氏进德斋刻《中州集》等。元代刻书沿袭两宋刻本风格，但版式和字体都有所变化，并出现木活字印刷和套印技术，装订改为包背装。现存元代刻本的数量多于宋刻本。
明代公私藏书及刻书事业较宋元时更发达，刻书活动遍及全国，刻书内容丰富，风格多样，数量远远超过宋元刻本。其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：一、明前期刻本。以官刻为代表，刻书继承元浙江刻本风格，书法学赵孟俯或姜立纲体，字大行疏，常加圈点，版心刻双鱼尾、大黑口，后世称为“黑口白棉纸明初本”。二、明中期刻本，以苏州地区的私家刻书为代表。由于大量翻刻、仿刻宋元本，版刻风格急剧变化，自正德至嘉靖、隆庆年间，书法学赵孟俯或姜立纲体，字大行疏，常加圈点，版心刻双鱼尾、大黑口，形成著名的“嘉靖本”特征。三、明后期刻本，以万历年间的私家及书坊刻书为代表。嘉靖本的仿宋字体，万历年间变为笔画横平竖直，更为规整的长方或扁方体字，形成“万历本”特征。
清代是图书事业发展的繁盛时期，官方、私家、书坊刻书规模空前，内容无所不包，现存古代书籍大多为清代所刻。清代刻书可分为三个时期：一、清前期刻本，以顺治至雍正年间的内府刻本为代表。清初内府刻本字体分硬体和软件两种。二、清中期刻本，以乾嘉时期学者的校刻本为代表。刻本除方体字以外，影摹宋元善本的精刻本也大量出现，被人誉为“清朝宋本”。三、清后期刻本，以同治、光绪年间的官书局刻本为代表。官书局刻本以外，又兴起以《古逸丛书》为代表的复刻宋元刻本风气，所刻质量更胜前代。
近刻本，指二十世纪的刻本。这一时期的刻本，以大量有价值的善本、稿本被传刻或影印为特色。二十世纪初，面对雕版印刷术衰微，部分学者与藏书家仍坚持在北京、南京等地刊刻了不少典籍，成为利用雕版印刷术传播典籍的绝响。与此同时，现代出版机构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等，大力收集各方所藏善本，影印了大量宋元明清的珍贵典籍，如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等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很大贡献。二十世纪后半期，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影印公共图书馆所藏历代典籍蔚为风尚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等陆续影印出版，成为世纪末中国出版界的盛事。